黄素敏在《洪秀全的文化取向与太平天国的败亡——兼谈曾国藩的文化优势》（《社会科学》2000年第10期）一文中认为，太平天国的失败表面上看是被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所镇压，但实际上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的文化意识和政治取向不能顺应时代发展要求而丧失了军心民心。洪秀全文化取向上的失误表现为，他对西方宗教文化的选择，带有中国小农的落后性；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取舍，带有封建帝王的陈腐性；他用以支撑“天朝”的文化理念，带有超现实的矛盾性。与他的对手曾国藩相比，洪秀全在文化上劣势是明显的。洪秀全的理想和浪漫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在世人眼里往往成为一种异端。
李丹阳在《封建“官当”制度与官僚特权政治》（《学术研究》2000年第10期）一文中说，“官当”是指中国封建社会以官抵罪的制度，即国家官员犯罪并判处一定刑罚后，可以其官阶来抵当部分或全部刑罚。这个制度是封建特权思想和心理的典型体现，是“刑不上大夫”的制度表现。官僚政治的供养、愚民政策的约束、伦理政治的钳制，是其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就其本质而言，中国古代的“官当”制度从属于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以“礼”等政治伦理思想和行为规范为价值准则，以法律制度为表现，最终服务于封建等级社会的政治制度。直到今天，这种意识仍未完全消除。
吕新雨在《戏剧传统在大众传媒时代的命运》（《安徽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不同的艺术媒介决定不同的艺术形式。戏剧是以演员与观众共同拥有一个规定的时空环境为前提，是一种场效应。当戏剧被搬到屏幕后，场效应被破坏。西方戏剧基本上是一种文人传统，悲剧理论的脉络体现了这一点，而喜剧是源于民间传统的。中国的戏剧传统基本上是以民间戏剧传统为主表现形式，其特点是自发性和自律性。而今，中国传统戏剧的生态环境已经改变和破坏。若有复兴可能的话，也只可能在农村。戏剧的衰落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不要再指望它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方智范在《杨亿及西昆体再认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一文中说，西昆体诗虽孕育于宋初馆阁唱和之风，但并不能说就是贵族文学，其代表人物杨亿风骨清亮，具有独立于皇权的人格意识，在他身上显示了宋代士大夫典型的气质人品；西昆体与白体不仅对立，而且相互渗透、并行发展，故它实际上是白体、义山体、唐彦谦体混合的产物，一方面重视知识积累和文化素养，符合宋代文化的内转趋势，另一方面使白体和晚唐的讽谕精神在馆阁和这一特定创作机遇中得到了传承；杨亿咏史诗的规讽之意，以及它的咏物、咏怀诗中的个人情怀，可称盛世哀音。西昆体不是对晚唐诗风的简单复归，它为真正的“宋调”的成立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王鹏在《论〈红楼梦〉的网络式叙事结构》（《东岳论丛》2000年第5期）上说，所谓“网络式”叙事结构，即叙事的线索犹如一面铺开的大网，纵横交叉，而又井然有序，纲明目晰。《红楼梦》的情节线索既有平行的经线，又有交叉的纬线，经纬之间的关系或隐或藏，似断实连，微妙而又合理。它的三条经线是，贾宝玉的人生悲剧、女儿国的悲剧和以贾府为代表的贵族家庭的悲剧，这是全书的三条主线，各自独立，不可互相替代。众多的纬线穿插期间，如刘姥姥三进荣府、贾雨村仕途沉浮、蒋玉菡爱情波折等。正是这些经线与若干纬线交织，使全书构成了有机的整体。
董晓萍在《华北说唱经卷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一文中，以河南宝丰马街书会为例，论述了华北说唱经卷的历史价值。马街书会讲唱经卷的民俗长久地保存和传播了一批道教资料，这种现象值得学者思考。首先，说唱经卷是一种快乐而不痛苦的宗教活动，因而能在民间社会产生持久的兴趣；其次，劝善是农民自我教育的历史方式，因而也能被用于解放农民的革命思想运动，许多讲唱人后来成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农村文艺的骨干。再次，这类道教和民俗相结合，给了农民一套人生哲学，能帮助农民战胜懦弱、贫穷、骚动、焦虑等下层社会病。
